“1953年春天的一个午后，师哲凑到桌前，小声嘀咕：‘主席，您这几个字太飘了，我死记硬背也写不出这味儿可以加杠杆的炒股软件，您到底学的哪一家？’”毛泽东抬头笑了笑，只回了一句：“我写我的体。”两人对视，都没再说话，屋内只剩硝烟味的墨香。
从这句不经意的回答倒推，毛泽东的书法之路可以拉出一条颇长的时间轴。1899年，他刚满六岁，父亲让他掌管收支账本；那年冬夜，孩童用毛笔在竹片上歪歪写下“米、盐、油”三字，是他最早的“练帖”。字不漂亮，但力道已在。
八岁进南岸私塾，启蒙老师邹春培兴冲冲拿纸笔考他，毛泽东落笔写出“中国”二字。师生皆愣神——笔画虽稚嫩，却透着股倔劲，邹春培忍不住嘟囔：“这娃儿骨头硬。”也正因为骨头硬，才有后面不跪“君师”的那一闹。
井湾里私塾时期，他十三岁，爱抄《水浒》《三国》，抄得兴起就改行距、添评语。旁人只看到他“字正”，却忽视了“行气”——那股连绵不绝的气势，已是后来“毛体”的雏形。不得不说，少年抄书既练笔也练胆，写错删改全凭自己，说白了就是打破常规的第一课。
进入东山学堂，毛泽东常和萧子升夜谈，谈理想、谈天地，也谈字。他对同窗说：“写字像打仗，排兵布阵得活。”这话后来被萧子升记进日记。当时的课桌全是柏木，毛泽东课余拿小刀刻字练笔画，“刻厚了”，他嫌木屑呛人；“刻薄了”，又怕没力度，可见其用心。
1927年井冈山，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八大字，是他第一次把个人行草直接用在政治动员。那张宣纸贴在黄洋界哨口，红军战士路过都会摸一下，被汗水和雨水泡得发皱，却没人舍得揭掉。同行的何长工回忆：“那字像军号，远远一看就精神。”
长征途中，娄山关石壁上的三个大字让毛泽东足足琢磨了半小时。他挥手比划笔势，嘴里嘟囔“苍劲、开阔”。周恩来笑他磨叽，毛泽东却说：“看字，也是一种练字。”这股“见招拆招”的劲头，后来成了他博采众长的底气。
抗战至解放，他随身带的包裹里一定有一摞碑帖。《三希堂》影印本磨得起毛，他仍不断翻。有人好奇为何不选一种体专攻，他回答：“一家之字，终究一家之言。”换句话说，他不愿被任何门派框住手腕。
建国后，主席书房陆续收进几百种碑帖。师哲、胡乔木、田家英经常凑在一旁看他临帖：先“影临”，再“意临”，最后干脆丢帖自己来。师哲一次鼓起勇气问：“您最服谁？”毛泽东指了指墙上的《十七帖》，又晃晃手中自写的草书：“羲之开道，我走别道。”这话听着轻巧，背后是几十年不间断的苦练。
到了七十年代，身体每况愈下，视线模糊，他仍要写字。手抖得厉害，就让卫士把纸换成宣厚、笔换成羊毫。字迹不再锐利，却多了种老辣。1975年做完白内障手术，他写下“花开花落两由之”送给唐由之医生。有人嫌字歪，他反而高兴：“歪得自然，痛快。”
毛泽东的“我写我的体”，并非一句狂言，而是一条实践路径：少年碎片临帖，中年行军速写，晚年返璞归真。把上千年书法史当作材料库，不拘一格拆解、组合，最后归到“毛体”两字上。放在今天看，这就是极致的“拿来，化掉，再输出”。对于书法界，这种做法或许争议不少；可在我看来，正因为有这股不肯守旧的劲头，才让那行字充满了军令般的力量，也让无数读者对着“沁园春·雪”的手稿发呆良久，心里直打鼓：这到底是隶是草，还是干脆只有一个答案——“是毛体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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